铜灯和铝灯

己丑年的雪落在北港码头时，带着咸腥味。我裹紧叔叔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棉袍，

看着他弯腰给码头巡警递烟。烟卷是“红双喜”，在那年月算是体面东西，

巡警的脸色果然软下来，挥挥手放我们过了关卡。“阿远，记着，到了这边就叫我阿叔，

别喊叔叔。”他声音压得低，棉袍下摆被海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藏着的身份证明。

我点点头，把冻得发僵的手插进袖管，指腹蹭过缝在衬里的密写药水——那是出发前，

组织上的人亲手缝进去的，说“关键时候能救命”。彼时我十七岁，刚在老家读完高中，

户口本上的名字是陈远，职业是“学徒”。没人知道，我背包最底层的《论语》里，

夹着半张用米汤写的指令：潜伏，等待接头，勿主动联络。叔叔一家住在北港西区的老巷里，

房子是租的，两层小楼，楼下开着间修鞋铺。我白天帮着看铺子，

晚上就着煤油灯读报——叔叔说，想进报社，得先把这里的“风气”摸透。有天晚上，

铺子里来了个穿西装的男人，皮鞋擦得锃亮，却故意把鞋跟磨坏了。他坐下时，

手指在鞋帮上敲了三下，节奏是“短-长-短”。我心里一紧，想起出发前组织教的暗号，

却没敢动，只低头拿锥子。男人走后，叔叔从里屋出来，把一杯热茶推给我：“别慌，

是自己人，来确认你安全的。”他顿了顿，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打开是个铜铃，

“以后接头的暗号，就是挂着这个铃的花猫。”铜铃在灯下泛着光，

铃身上刻着个极小的“归”字。三个月后，在叔叔的引荐下，我进了《北港日报》当编辑，

负责社会新闻版。办公室在报社三楼，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楼下的电车来来往往。

同事们大多是本地人，说话带着软乎乎的口音，午休时会分享家里做的肉粽。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每天带一个煮鸡蛋，偶尔跟他们聊几句时局，却从不多说自己的过去。

有次采访，我去了城郊的难民营。那里挤满了从南岸逃来的人，孩子们光着脚在泥地里跑，

女人抱着孩子坐在破席子上哭。我蹲下来给一个小女孩拍照，她却突然抓住我的衣角，

问：“哥哥，南岸什么时候能好啊？我想回家。”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这里的人，

也盼着太平。”写完，又把纸撕下来，烧成灰，混在茶水里喝了——组织说，

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都不能留。庚寅年的夏天来得早，六月就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天我刚到报社，就看见主编脸色铁青地在办公室踱步。“出大事了，

”他把一份电报拍在桌上，“‘韭菜’叛变了，抓了好几个跟他有关系的人。

”“韭菜”是组织里的代号，我只知道他在军部工作，具体是谁从没见过。

我捏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假装镇定地问：“是……哪个部门的？”“还不清楚，

军部那边封得严。”主编叹了口气，“你最近跑社会新闻，少跟不认识的人接触，小心点。

”我点点头，回到座位上，心脏却跳得厉害。中午吃饭时，我故意绕到报社后面的小巷，

那里有个公用电话亭。我按约定的号码拨了过去，响了三声就挂——这是“出事了”的信号。

下午，报社门口突然多了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戴着墨镜，盯着进出的人。我假装看报纸，

眼角的余光看见他们在记每个人的名字。下班时，我走得慢，

听见其中一个人跟另一个说：“晚上去‘老地方’，还有两个要抓。”我心里一沉，

“老地方”是组织上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西区的旧货市场里。我没敢回家，

绕了好几个圈子，才在一个卖馄饨的小摊前停下来，

给摊主使了个眼色——他也是组织里的人，暗号是“要一碗加辣的馄饨”。“别去联络点了，

”摊主把馄饨端给我时，低声说，“已经被围了。‘韭菜’供出了三个联络点，

死了两个同志，还有一个被抓了。”那晚我没回叔叔家，在报社的杂物间里蹲了一夜。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地上的灰尘都看得见。我摸出怀里的铜铃，攥得手心发疼，

铃身上的“归”字硌着皮肤，像一道烧红的印子。三天后的早上，我刚走出报社大门，

就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对面的电线杆下。她穿着浅蓝色的旗袍，手里抱着一只花猫，

猫脖子上挂着个铜铃——跟叔叔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铜铃在风里轻轻响，“叮铃，叮铃”，

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心上。我停下脚步，假装系鞋带，

眼角的余光扫过四周——街角的面包店门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正假装买面包，

却时不时往这边看。女人也看见我了，她朝我笑了笑，伸手摸了摸花猫的头。我心里清楚，

她是来接头的，可那些黑衣人，明显是在“吊”我——故意露出暗号，等我主动上前，

然后一网打尽。我没动，系好鞋带，转身走进报社旁边的杂货店。店主是个老太太，

跟叔叔认识，我跟她借了个电话，拨给叔叔：“阿叔，门口有‘尾巴’，带铃的猫，

还有黑衣人。”“别管，赶紧回来。”叔叔的声音很急促，“我刚收到消息，

今天城里有三只挂铃的花猫，都是陷阱。”我挂了电话，从杂货店的后门走了。

绕了一个多小时，确认没人跟着，才回了叔叔家。推开门，看见叔叔坐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张纸，脸色苍白。“又死了两个，”他把纸递给我，“都是去接头的同志，

被当场打死的。”纸上是两个名字，我都没见过，却觉得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叔叔把铜铃从我怀里拿出来，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锁上：“以后别带这个了，联络网断了，

你暂时安全了，但也只能靠自己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梦见了老家。

梦见我小时候跟在父亲身后，在田埂上跑，父亲说：“等你长大了，要让所有人都能吃饱饭，

能安心过日子。”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挂铃的花猫。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每天去报社上班，晚上回叔叔家吃饭。叔叔不再提组织的事，

只是偶尔会在吃饭时说：“南岸那边，好像在搞土地改革，听说农民都有地种了。

”我会认真听，然后记在心里。有次去图书馆查资料，我偷偷翻了南岸的报纸，

上面写着“人民当家做主”，配着农民们在田里插秧的照片。我把报纸偷偷撕下来，

藏在《史记》的封皮里——那是我唯一能接触到的，关于“家”的消息。二十五岁那年，

我结婚了。妻子叫林秀，是报社的校对员，性格温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们是在一次加班时认识的，她帮我改了稿子上的一个错字，我请她吃了一碗面，

后来就慢慢走到了一起。婚礼办得很简单，请了报社的同事和叔叔家的几个亲戚。敬酒时，

叔叔悄悄跟我说：“好好过日子，别想太多。”我点点头，看着林秀的眼睛，突然觉得，

或许这样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潜伏”——守住自己，等着有一天能回去。第二年，

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叫“陈念归”。林秀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笑着说：“希望他以后不管走多远，都记得回家的路。”她没多想，只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念归三岁那年，叔叔得了重病，躺在医院里，话都说不清楚了。有天我去看他，

他拉着我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小铁盒——就是当年装铜铃的那个。他打开盒子，

里面除了铜铃，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跟父亲的合影。“这是……你父亲托人带给我的，

”叔叔的声音很轻，“他说，等你能回家了，就把这个给你。”我看着照片，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父亲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去世了，我一直以为，他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叔叔走的那天，天在下雨。我抱着念归，站在墓碑前，把铜铃放在叔叔的墓前：“阿叔，

谢谢你。我会好好活着，等着回家的那天。”日子一天天过，念归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

我在报社的职位也慢慢升了，从编辑到副主任，再到主任。同事们都说我“稳重”“踏实”，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林秀跟我之间，慢慢有了隔阂。

她总说我“心思重”，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有次她翻我的公文包，

发现了那张藏在《史记》里的南岸报纸，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慌了，

只能说：“是采访时偶然拿到的，看看而已。”她没再问，但看我的眼神，却多了几分陌生。

念归上高中那年，林秀跟我提了离婚。她说，她跟学校的一个老师好了，那个老师“懂她”。

我没吵，也没闹，只问她：“念归怎么办？”她说，念归住校，周末可以去她那里，

也可以来我这里。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喝了一瓶白酒。酒很烈，烧得喉咙疼，却压不住心里的空。我想起刚结婚时，林秀跟我说，

她想跟我一起，看着念归长大，看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念归知道我们离婚后，没哭，也没闹，只跟我说：“爸，你别太累了。”我摸了摸他的头，

没说话——我不能告诉他，我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一个可能会让他陷入危险的秘密。

离婚后的第三年，念归考上了大学，去了国外。送他去机场那天，他抱着我说：“爸，

等我毕业了，就回来陪你。”我点点头，看着他走进安检口，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

才转身离开。回到家，我把房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了一遍，在衣柜最底层，

找到了那个铁盒子——是我从叔叔家搬回来的。我打开盒子，拿出铜铃，

铃身上的“归”字已经有些模糊了。我又拿出那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笑得很灿烂。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架起了电台——是二十年前组织上给我的，

我一直藏在床底下的箱子里，用旧衣服盖着，从没动过。电台很旧，布满了灰尘，

我用布擦了很久，才擦干净。我戴上耳机，按下发送键，没有说任何话，

只是让电波在空中飘了三分钟。然后，我关掉电台，把它拆成零件，装在一个铁盒子里，

埋在了阳台的花盆底下。我知道，这道没有内容的电波，就像一道光，会传到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