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阮雨晴是在城市中央公园的长椅上。
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会压垮整座城市。
我刚结束了一天令人疲惫的心理咨询工作，正打算穿过公园回家，让绿意洗去满脑子的负面情绪。
然后我看到了她——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少女，苍白的皮肤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透明。
她低着头，长发如瀑布般垂落，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腕上那道新鲜的、仍在渗血的伤口。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见过太多自残的案例，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目睹正在发生的自我伤害，我的职业本能立刻压过了个人边界感。
“需要帮忙吗？”
我走近她，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她猛地抬头，露出一张精致却憔悴的脸庞，眼睛大得惊人，里面盛满了某种我熟悉的情绪——那是一种混合了绝望、愤怒和渴望的复杂情感，我在太多抑郁症患者眼中见过。
“走开。”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我没有听从。
“我是心理咨询师，”我拿出名片放在长椅上，“你的伤口需要处理。”
她盯着名片看了很久，然后出乎意料地笑了，那笑容脆弱得像是随时会碎裂的玻璃。
“程默，”她念着我的名字，“沉默的默？
真是讽刺，一个叫‘沉默’的人却主动搭话。”
“生活就是充满讽刺。”
我蹲下身，从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消毒湿巾和创可贴，“可以吗？”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伸出纤细的手腕，伤口不深，但很长，横贯整个前臂内侧。
我小心翼翼地清理血迹，尽量不表现出任何评判或怜悯——这两种情绪对这类患者来说都可能是伤害。
“为什么这么做？”
我轻声问。
“感觉不到痛的话，就感觉不到活着。”
她的回答像是排练过无数次，“而且.....血很漂亮，不是吗？
那种鲜艳的红色.....”我抬头对上她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迷恋，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将自残浪漫化的患者，但她的程度显然更深。
“我叫阮雨晴，”她突然说，“二十岁，无业，父母双亡，现居.....”她停顿了一下，“现居无处。”
处理完伤口，我犹豫了，专业伦理告诉我应该送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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