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教师生涯是一场谎言，我才是那个被抹去的人

我叫许真，一个在北京教培行业摸爬滚打，从一无所有到小有名气的“名师”。

我曾以为高考失利是我人生的最大遗憾，是我所有奋斗的起点。为了在北京扎根，

我嫁给一个本地人，生下儿子，以为这就是我能抓住的安稳。直到行业寒冬来临，

我被迫离婚，带着一身疲惫回到老家。在母校的光荣榜上，

我看到了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优秀教师”。那一刻，我才惊觉，我的人生，

从二十年前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我的名字，我的身份，

我的大学，我本该拥有的一切，都被她偷走了。而她的父亲，是这个县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所有人都劝我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但他们不知道，在北京那座钢铁丛林里，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读书的乡下姑娘了。我联系了北京的一个人，

那个我曾经拒绝过的、背景深不可测的学生家长。电话接通，我只说了一句话：“顾先生，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仇人，在教育系统里。”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复仇，正式开始。

这一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连本带利。1.落榜一九九八年的夏天，

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热气和苞米秆子的味道。我攥着那张高考成绩单，

指甲把纸边都给抠烂了。四百八十七分。离省师范的录取线，差了整整十分。

我爹蹲在院子里的石磨上，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rid得呛人。我娘在屋里，

我能听见她压着嗓子的哭声。“真真，要不……复读一年吧？”我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声音沙哑。我摇了摇头。家里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底下还有个弟弟等着上学，多一年，

就是多一座山。“我不读了。”我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爹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再说话，又重新填上烟丝，点着了。那几天，家里的空气跟凝固了似的。

邻居们见了我就绕着走，偶尔有几个大娘大婶，会拉着我娘的手，说一些不咸不淡的安慰话。

“哎呀，孩子尽力就行了。”“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干嘛，早晚要嫁人的。

”这些话像软刀子，一刀一刀割在我心上。我们这个小县城，考上大学，尤其是师范，

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当老师，体面，稳定。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也是我爹娘对我唯一的指望。现在，全完了。一个星期后，

我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三百块钱，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登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混着汗味、泡面味还有劣质香烟的味道。我没告诉我爹娘，

是偷偷跑出来的。我在枕头下留了张字条。“爸，妈，我去北京了，我想去看看，

当老师是不是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勿念。”火车哐当哐当响了一天一夜。我靠在窗边，

看着外面的田野、村庄、城市，一点点地倒退。心里没什么害怕，也没什么激动。

就像一碗凉透了的水，波澜不惊。我知道，从我踏上这列火车开始，我就没有退路了。北京，

这个在收音机里听过无数次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我眼前。火车站人山人海，南腔北调。

我跟着人流走出站台，仰头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高楼，汽车，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

一切都和我过去十八年的人生，格格不入。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地下室招待所，

一个床位，一晚上十五块钱。房间里一股发霉的味道，墙壁上湿漉漉的。

同屋的还有三个在附近工地上打工的男人，鼾声打得震天响。我把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

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我揣着一张北京地图，开始找工作。我的目标很明确，教育培训机构。

那时候，北京的教培行业刚刚兴起，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辅导班。

我看到一个叫“新东方”的，广告打得最大，说是老师能拿高薪，还能出国。我去了。

面试的地方在一栋写字楼里，干净，明亮，跟我的地下室是两个世界。来面试的人很多，

一个个西装革履，说着我听不懂的英文。我穿着我最好的一件白衬衫，洗得领子都毛了。

面试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翻了翻我的简历，眉头就皱了起来。“高中学历？”他问。

“嗯。”“没上过大学？”“高考……差了点。”我小声说。他把简历推了回来，

语气很客气，但眼神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视。“我们这里的老师，

最低要求是北大清华的本科生。小姑娘，你这个条件，不太合适。”我走出那栋写字楼，

外面阳光刺眼。我没哭。心里早就料到了。只是有点不甘心。我在北京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

地图被我捏得全是汗。路过一个小区，看到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小广告。

“阳光少儿辅导班招聘语文老师，要求：有耐心，有责任心，学历不限。”学历不限。

这四个字，像是在沙漠里看到了一片绿洲。我撕下那张广告，按照上面的地址找了过去。

2.破局阳光少儿辅导班，藏在一个老旧居民楼的一层。没有写字楼的窗明几净，

只有两间被隔断打通的屋子，摆着十几套小学生的课桌椅。

空气里有股粉笔灰和孩子汗味混杂的味道。老板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烫着一头当时很流行的卷发，说话嗓门很大。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攥着的广告纸。

“就你啊？看着也太小了。”“我十九了。”我赶紧说，“我高考语文135分，

作文是满分。”王老板挑了挑眉，有点意外。“是吗？那来试试吧。

”她给了我一本小学的语文课本，“下周六有个试听课，你要是能把这帮小祖宗镇住，

就留下来。”试用期工资，一个月三百。管一顿午饭。我点头，像是怕她反悔一样。

那一个星期，我没日没夜地待在地下室里备课。我把那本小学语文课本翻了不下二十遍，

每一篇课文，每一个知识点，都琢磨得透透的。我还去附近的旧书摊，

淘了很多儿童故事书和脑筋急转弯。我知道，对付这帮孩子，光讲课本不行，得有趣。

周六那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辅导班。王老板给了我一件有点大的蓝色工作服，让我套上。

十点钟，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一共八个，都是住在附近的小学生。一个个跟猴儿似的，

上蹿下跳，没个安分的时候。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乱糟糟的。我深吸一口气，

走到讲台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东西。不是字，是一个卡通的小猪。

孩子们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同学们好，”我笑着说，“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朋友，

它叫‘问题小猪’。它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大家，谁回答对了，下课后老师有糖吃。”那天，

我没怎么讲课本。我用“问题小猪”提问的方式，把课文里的生字、词语、中心思想，

全都串成了一个个小游戏。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抢着举手回答问题。两个小时的课，

没有一个人捣乱。下课的时候，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跑到我面前，仰着脸问：“老师，

你下周还来吗？”我摸了摸他的头，“来啊。”王老板靠在门口，抱着胳膊看完了全程。

等孩子们都走了，她走过来，递给我三百块钱。“干得不错。下周开始，正式上班吧。

”我捏着那三百块钱，走在回地下室的路上。路过一家包子铺，我买了一个肉包子。很香。

我一边吃，一边走，眼泪就那么掉下来了。不是委屈，是觉得，我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找到了一个可以站住脚的地方。我在阳光辅导班一干就是两年。我的课，

成了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很多家长慕名而来，王老板不得不又租下了隔壁的屋子，

扩大了规模。我的工资，也从三百涨到了一千五。我搬出了那个发霉的地下室，

在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虽然只有十平米，但有自己的窗户。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那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叫张烁。他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也是最让我头疼的一个。聪明，但调皮得不行。他爸爸叫张建军，每次都是他来接孩子。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讲究，开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在那个年代，

这就算得上是有钱人了。他每次来，都会在教室外面站一会儿，看我上课。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离了婚，自己带着孩子。有一次，张烁在课堂上跟同学打架，

把人家鼻子打破了。我把两个孩子分开，给那个受伤的孩子处理了伤口，

然后给张建军打了电话。他很快就赶来了，带着那个孩子去了医院，赔了钱，道了歉。

处理完事情，他把我叫到外面。“许老师，给你添麻烦了。”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

“我不会。”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眉头紧锁。“这孩子，越来越管不住了。没妈的孩子，

就是不行。”我看着他，没说话。“许老师，你教得很好。烁烁很喜欢你。”他说，

“要不这样，你下班后，能不能单独给他补补课？就在我家，我按小时给你钱。

”我犹豫了一下。“多少钱一小时？”“五十。”我心跳了一下。五十块，

是我当时一天的工资。我答应了。3.扎根我开始每周三次去张建军家给张烁补课。

他家住在附近一个高档小区，三室一厅，装修得很气派。张建军总是在我来之前，

就让保姆准备好水果和茶水。他很少在家，总说生意忙，有应酬。我跟张烁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不再是那个调皮捣蛋的混世魔王，在我面前，他像个需要人照顾的小弟弟。

我会给他讲故事，检查他的作业，还会陪他下跳棋。他会把他学校里的事，心里的小秘密，

都告诉我。有一次，我给他补完课，已经快十点了。外面下起了大雨。张建军正好应酬回来，

一身酒气。“这么大雨，怎么回去？”他看着我说，“要不，今晚就别走了。”我愣住了。

“客房我让阿姨收拾出来了，干净的。”他补充道。我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房的大床上，床单上有太阳晒过的味道。很软，很舒服。

这是我来北京后，睡得最安稳的一觉。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张建金已经去公司了。

保姆阿姨给我准备了早餐，小米粥，油条，还有鸡蛋。张烁坐在我对面，

一边喝粥一边说：“许老师，你以后就住我们家吧。”我笑了笑，没当真。但从那天起，

张建军让我留宿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是下雨，有时候是太晚了，

有时候干脆就没什么理由。小区里开始有风言风语。辅导班的王老板也找我谈了一次话，

旁敲侧击地问我跟张建军的关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对他，谈不上喜欢，

但也说不上讨厌。他是个不错的男人，成熟，稳重，有经济实力。他对我很好，

会给我买新衣服，带我去高级餐厅吃饭，还给我买了一部当时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这些都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我也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北京户口。我想要在这个城市，真正地扎下根来。半年后的一天晚上，

他喝了很多酒。他送我回我那个十平米的出租屋。在楼下，他拉住我的手。“真真，

”他叫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酒意，“别住这了，搬过去跟我一起住吧。”我看着他，

没说话。“我们结婚吧。”他说，“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户口，房子，稳定的生活，

我都能给你。你只要……对烁烁好就行了。”很直接，很现实。像一场交易。

我心里没有一点点被求婚的喜悦。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好。”我说。第二年春天，

我们结了婚。没有婚礼，就是去民政局领了个证，然后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

我爹娘从老家赶过来，看到我住的大房子，开的小汽车，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觉得我嫁得好，有福气。我成了张太太。

我辞掉了辅导班的工作，在家当起了全职主妇。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把张烁照顾得无微不至。张建军很满意。他生意越做越大，回来越来越晚。

我们像合租的室友，客气，疏离。一年后，我生下了儿子，安安。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才感觉，这个家，好像真的跟自己有关系了。张建军很高兴，给了我一张十万块的存折。

他说：“辛苦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拿着那张存折，心里没什么感觉。我把大部分钱，

都寄回了老家。我让爹娘盖了新房子，给我弟娶了媳妇。我在北京的生活，

稳定得像一潭死水。每天就是围着孩子和厨房转。有时候，夜深人静，

我会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我再也不用住地下室，再也不用为下一顿饭发愁了。我拿到了北京户口，我的儿子是北京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成功了。但我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

是那个想当老师的梦想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止是。4.裂痕安安三岁的时候，

我有点待不住了。孩子上了幼儿园，我每天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那种空虚感，又冒了出来。

我跟张建军商量，我想出去工作。他正在看财经新闻，头也没抬。“工作？家里缺你钱花了？

”“不是钱的事。”我说，“我就是想找点事做。”“找什么事？

家里这么多事还不够你忙的？”他放下报纸，看着我，“安安还小，烁烁也要上初中了，

你安安分分在家待着，相夫教子，不比什么都强？”他的语气，理所当然。在我眼里，

这是商量。在他眼里，这只是我的一个不懂事的念头。我们的观念，从根上就不一样。

他要的，是一个能把家照顾好的贤内助。而我，骨子里还是那个想证明自己的许真。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但我没放弃。我偷偷报了一个英语口语班，

和一个教师资格证的培训班。我跟他说我去逛街，去美容院，其实是去上课。

我重新拿起书本，那种感觉，熟悉又陌生。我发现，我还是热爱讲台，热爱跟知识打交道。

那几年，北京的教培行业发展得非常快。各种大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我考下了教师资格证，开始悄悄地给一些机构投简历。凭着我以前的教学经验和不错的口碑，

很快就有几家机构给了我面试机会。我选择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机构，面试很成功。

他们给我开了很高的薪水，比我当年在阳光辅导班，翻了十几倍。我拿着off，

回家跟张建军摊牌。他看着那份录用通知，脸色很难看。“你非要去？”“嗯。”“为了钱？

”“为了我自己。”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把录用通知扔在桌上。“行，你去吧。家里的事，

你别管了，我请保姆。”他语气冰冷。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更大了。

我开始了新的工作。每天都很忙，备课，上课，做教研。但我很充实，很快乐。

我在教学上的天赋，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的课，生动有趣，提分效果又好，

很快就成了机构里的“金牌名师”。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宣传海报上。很多家长，

点名要上我的课。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我开始经济独立，甚至，比张建军赚得还多。

我不再问他要钱，我给我自己买名牌包，给我儿子报最好的兴趣班，

我给老家的父母换了更大的房子。我在家里的话语权，也渐渐变了。

张建军开始更多地听取我的意见。只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们很少一起吃饭，

很少聊天。他有他的应酬，我有我的工作。家，成了一个旅馆。这种状态，维持了好几年。

直到那一天，一纸文件下来。“双减”政策，像一颗炸弹，在整个教培行业炸开。我们机构，

一夜之间，裁掉了百分之八十的员工。我所在的部门，全都被砍掉了。我失业了。回到家，

张建军正在客厅里喝茶。他看了我一眼，表情没什么意外。“早就跟你说了，别干了，

你不听。”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现在好了，折腾了半天，还不是得回家？

”我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一路人。

他永远无法理解，那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一份薪水，那是我的价值，

我的成就感，我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自己。“回家也好。”他呷了口茶，慢悠悠地说，

“以后就在家好好待着，别再想那些没用的了。我养得起你和孩子。”“养得起？”我笑了，

笑得有点冷，“张建军，我们离婚吧。”他愣住了，手里的茶杯都晃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过不下去了。”他大概没想到，

我会这么干脆。他以为，我失了业，就没了底气，只能依附他。他错了。这几年，我赚的钱，

攒下的积蓄，足够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我早就不是那个需要靠他才能在北京立足的乡下姑娘了。“你疯了？”他站起来，脸色铁青，

“为了个破工作，你就要离婚？”“不是为了工作。”我说，“是为了我自己。

”5.回乡离婚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快。张建军是个商人，凡事讲究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他大概也觉得，我们这段婚姻，已经没什么维系的价值了。我们没有太多争吵。

财产分割得很清楚，我在婚后赚的钱，都归我。婚前的房子车子，是他的。唯一的争执，

是关于儿子安安的抚养权。他想要。我也想要。最后，我们约定，儿子先跟着我。

他随时可以探视，并且承担一半的抚养费。我知道，他争的不是儿子，是面子。

办完手续那天，北京的天气很好。我开着车，载着安安和我的全部行李，

驶上了回老家的高速。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爹娘。我不想解释。车子开了十几个小时。

当熟悉的县城轮廓出现在眼前时，我心里很平静。离开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回来的时候，

我开着几十万的车，卡里有七位数的存款。但心里，却比走的时候，更空。

我在县城最好的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全款。然后，我才给我爹娘打了电话。

他们接到电话，都吓坏了。“真真？你回来了？怎么回事？你跟建军……”“我们离婚了。

”我说，“我现在在县里，买了房子。你们过来吧。”他们赶到的时候，

我正在指挥工人搬家具。我娘一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

我爹叹了口气，蹲在旁边，又点上了他的旱烟。“到底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当然，我隐去了我们之间根本性的观念冲突，只说是性格不合。“好好的日子，

怎么就……”我娘哭着说，“你一个女人家，离了婚，还带着个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啊？

”“妈，我养得活自己，也养得活安安。”我说，“我还有钱，我能过得很好。

”他们看着我这套装修精致的大房子，看着我身上得体的衣服，说不出反驳的话。

他们不懂我为什么要离婚。在他们看来，张建军有钱，能让我过上好日子，这就够了。

至于我高不高兴，快不快乐，那不重要。我安顿下来后，

给安安在县里最好的幼儿园办了入园。每天送完孩子，我就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试着什么都不干，就这么休息。但没过几天，我就受不了了。那种无所事事的恐慌感，

比在北京失业时，还要强烈。我必须得找点事做。我决定，重操旧业。县城里，

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培训机构。大部分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小补习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我租了一个门面，开始装修，注册公司，招聘老师。我把在北京学到的那套运营模式，

全都搬了过来。我的“启航教育”，很快就在县城里开起来了。一开始，没什么人来。

县城里的人，都信公立学校的老师。对我们这种外来的、收费又贵的私立机构，

充满了不信任。我决定，亲自上阵。我开了一个免费的公开课。那天，我站在熟悉的讲台上，

看着下面坐着的几十个孩子和家长，心里那团熄灭了很久的火，又重新燃了起来。

我讲的是我最拿手的古诗词鉴赏。我把李白，杜甫，苏轼，讲得像我身边的朋友。

我把那些枯燥的诗句，变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一堂课下来，整个教室鸦雀无声。课后，

当场就有二十多个家长给孩子报了名。口碑，就这么打开了。

“启航教育有个从北京回来的许老师，课讲得神了！”这句话，

很快就在县城的家长圈里传开了。我的事业，在我的家乡，以一种我没有想到的速度，

再次起飞。我很忙，但很充实。直到有一天，我去我的母校，也就是县一中，

参加一个教育交流会。在学校大厅的光荣榜上，我看到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照片下面的名字，让我浑身的血液，一瞬间就凝固了。“市级优秀教师：许真。

”6.名字那个“许真”，穿着一件得体的连衣裙，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笑得很温婉。

照片拍得很讲究，一看就是精心修饰过的。我不认识这张脸。但我认识这个名字。许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