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娘葬礼当天，观礼的人却在偷笑

鞭炮噼里啪啦炸响，在冬日干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又有点虚张声势。

送葬的队伍不算长，稀稀拉拉的。人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脸上却没什么悲戚。

走在棺材前头的是她的大儿子建国，捧着遗像，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神看着前方，空空的。

几个雇来的帮工抬着那口不算厚的棺材，脚步还算稳当。到了选好的坟地，

离老韩家的祖坟隔着一道田埂，远远的。这是建国和他媳妇的意思。知情的族老们抽着烟，

没说话，算是默许了。仪式简单得很。道士都没请，

就村里一个略懂规矩的老者念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词儿。棺材缓缓往坑里放的时候，

人群里不知是谁，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虽然立刻又憋了回去。接着，

好几处都响起了压抑着的、低低的窃笑声。没人去看建国的脸色。建国低着头，

盯着新翻上来的黄土。卫国呢？根本就没来。说是在外头忙，走不开。躺在棺材里的，

是我的伯娘，韩张氏，张秀英。村里人背地里都叫她“惹不起”。她这一辈子，

就像今天这场葬礼，让人想哭哭不出来，想骂又懒得张嘴，

最后只剩下这哭笑不得的窃窃私语。我最早关于伯娘的清晰记忆，得追溯到八一年底，

刚分田到户那会儿。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新鲜和躁动，人们脸上带着光，走路都带风。

家家户户都像憋足了劲的枯苗，终于等来了可以自己使劲儿的春雨。

爷爷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没的。老人家辛苦一辈子，刚赶上能喘口气看看好光景的苗头，

就积劳成疾，撒手走了。尸骨未寒，灵堂那冰冷的泥土气息还没散尽，家里就炸了锅。

为的就是爷爷那点辛苦攒下的家底：三间还算齐整的瓦房，一套打了没几年的实木桌椅，

一个樟木箱子，还有不多的一点现钱，用红布包着，藏在爷爷的枕头底下。我爸排行老二，

性格随了爷爷，老实巴交，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大伯呢，性子软，耳根子更软，没什么主见。

挑头的就是我这个伯娘，张秀英。她那时也就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瘦瘦干干的，

但浑身一股子泼辣劲，眼睛不大，却亮得逼人，一瞪起来，像是两把小锥子。嗓门又尖又亮，

拔高了的时候，能掀翻房顶。“凭什么老大就得吃亏？”她在爷爷的灵堂前就嚷开了，

手指头差点戳到我爸的鼻梁上，“爹在的时候，里里外外，老大出力最多！起早贪黑，

肩膀都磨破了皮！那三间房，就该是我们的！你们小的，年纪轻，往后自己挣家业去！

”我妈在一旁听得气不过，胸口堵得慌，想争辩两句：“嫂子，话不能这么说，

爹的东西……”“什么这么说那么说！”伯娘根本不让我妈说完，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就哭嚎起来，声音扯得又长又响：“哎呦我的爹啊！你死得早啊！你睁眼看看啊！

你刚走就有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啊……我不活了啊……”鼻涕眼泪说来就来，糊了一脸，

也分不清是真伤心还是做戏给旁人看。我那时才七八岁，吓得躲在妈妈身后，

紧紧攥着她的衣角，只看见大伯蹲在门槛外头的阴影里，脑袋埋得低低的，

一个劲地抽着廉价的纸烟，烟雾缭绕，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嘴唇嗫嚅了几下，

最终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像个锯了嘴的葫芦。最后，

还是族里几位胡子花白的老人看不过去，出来和稀泥。三间瓦房，大伯家占了两间半，

堂屋和东边两间都归了他们，剩下半间西屋和一个窄窄的过道归我家。

那个樟木箱子和实木桌椅，也被伯娘以“长子长孙要撑门面”为由，强行抬走了。

红布包里的钱，数了数，拢共一百二十块。伯娘一把抓过去，数出四十块塞给我爸，

嘴里还说：“拿着吧，当哥嫂的也不能太计较，这钱够你们置办点东西了。” 那神情，

倒像是她施了多大恩惠似的。我爸闷着头，接过那皱巴巴的四十块钱，手指捏得发白。

我妈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晚上没睡着。分家只是个开始。矛盾在接下来分水田的时候，

爆发得更厉害了。我们那地方，是丘陵地，那时候浇水是天大的事。

水源来自村子南边山坡下的一个大水塘，用石头和泥土垒了一条主水渠，像血管一样，

把水分到各家的田里。伯娘家的田正好在水渠上游，我家的田在最下游。春灌的时候，

日头毒得很，秧苗都渴得耷拉着脑袋。家家都眼巴巴地等着水。伯娘可好，天刚蒙蒙亮，

她就扛着铁锹去了水渠，不是疏通，而是把她家田埂对着水渠的那一面，

扒开一个巨大的口子，那水哗哗地，像脱缰的野马，直往她家田里冲。

她家田埂堵得又高又厚，水漫出来了，沿着田埂流，也不管下游还有十几户人家等着救命水。

我爸看着自家田里干裂的缝，实在没法子，去找大伯商量，说能不能轮流放水，一家放半天，

也好让下游的田都能沾点光。话还没说完，伯娘就叉着腰从屋里冲出来，像只护崽的母鸡，

声音尖利：“水是公家的，流到谁田里就是谁的！先到先得！有本事你也把田置在上游啊！

没那个命就别眼红！”我爸嘴笨，脸憋得通红：“嫂子，不是眼红，

是讲道理……”“讲什么道理？肚子吃饱就是道理！”伯娘打断他，唾沫星子乱飞，

“我家田肥，多用水才能多打粮！你们下游的，少用点水也饿不死！”我妈那天也在田里，

实在气不过，看着伯娘家那快满溢出来的水，再看看自家干得冒烟的田，一股火直冲脑门。

她拎着铁锹就冲过去，要把伯娘扒开的口子堵上。伯娘一看，这还了得，

像头发疯的母老虎一样从田埂上冲下来，一把揪住我妈的头发，另一只手就去抓我妈的脸。

“你敢动我的水！我跟你拼了！”两人瞬间在狭窄的田埂上滚成一团，泥水溅得到处都是，

铁锹也扔在了一边。我妈力气小些，被伯娘压在下面，头发被扯乱了，脸上也划出了血道子。

我和姐姐当时在田边玩，吓得哇哇大哭。周围的邻居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

却没人敢上前拉架。最后还是村里管水的一个老辈人闻讯赶来，厉声呵斥，才把两人分开。

伯娘被拉开时，还不依不饶，一脚把田埂上的泥块踢到我妈身上，然后顺势又坐倒在泥水里，

拍着大腿故技重施：“打死人啦！老二家的要打死我啊！没天理啊！

老韩家娶了个母夜叉啊……”她哭嚎得声嘶力竭，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大伯这才慢吞吞地从远处走过来，脸上讪讪的，把他媳妇从泥水里拉起来，

低声说了句：“回去吧，别闹了。” 然后，就低着头，把人拉走了。留下我妈一个人，

头发散了，衣服破了，脸上带着伤，坐在冰冷的泥地里，无声地掉眼泪，

身子因为气愤和委屈而微微发抖。从那以后，我家田里的水，总是最晚才到，

有时候轮到我家，水都快断了流，秧苗长得也总是蔫蔫的，比别人家矮上一截。每年交公粮，

我家总是最吃力的那几户之一。这水田里的亏，我们吃了好多年。伯娘在村里的名声，

就这么着，像夏天的茅坑，越来越臭，苍蝇都绕着飞。她跟左邻右舍，

几乎没有不红过脸、不吵过架的。东头老李家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怀疑是黄鼠狼叼了，

也只是在自家院子里念叨了几句。不知怎么传到了伯娘耳朵里，她能站在自家门口，

指桑骂槐地骂上小半天，说有些人自家没本事看管好鸡笼子，丢了活该，

还吵得她晌午睡不着觉，缺德带冒烟。西边邻居王婶家的小儿子，才五六岁，不懂事，

看着伯娘家院子里梨树上结的青果子馋得慌，趁没人注意，偷偷爬上了两家之间的矮墙头，

伸着手想去够一个。结果刚爬上去，就被从屋里出来的伯娘逮了个正着。

她不是呵斥孩子下来，也不去找家长告状，

而是转身从厨房拎了半桶准备喂猪的、馊了的泔水，对着墙头上的孩子就泼了过去。

孩子被泼了一身馊臭，吓得魂飞魄散，脚下一滑，从墙头摔了下来，膝盖磕在石头上，

顿时鲜血直流，哇哇大哭。王婶听到哭声跑出来，看到儿子这副惨状，心疼得直掉眼泪，

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伯娘理论：“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伯娘把空桶往地上一扔，双手叉腰，振振有词：“孩子？小小年纪就学做贼！

爬墙头偷东西！长大了还得了？我这是替你们老王家管教孩子！让他长点记性！

摔死了也是活该，省得将来祸害乡邻！”王婶的男人是个暴脾气，

闻讯从地里扛着锄头跑回来，看到这情形，眼睛都红了，

抡起锄头就要跟伯娘拼命：“我打死你这个毒妇！

” 幸好被周围闻讯赶来的几个壮实后生死死抱住了。王婶男人气得跳脚大骂，

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伯娘却毫不示弱，跳着脚对骂，什么脏话丑话都往外撂。最后，

这场闹剧在村支书的调解下勉强平息，但从此，我们家和王婶家，

也因为这事彻底成了死对头，见面连话都不说。她对家里人，也是出了名的偏心，

那心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小儿子卫国，那是她的心尖肉，眼珠子，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大儿子建国，就像是路边捡来的，就是她的一个小长工。家里偶尔割点肉，

炒个菜，那几片有限的肉片子，总是精准地夹到卫国的碗里。建国要是多看一眼，

伯娘就会瞪他：“看什么看！你弟弟小，正在长身体！你当哥的不知道让着点？

” 过年做新衣服，卫国总有份，那时候时兴的是的确良的料子。建国呢，

常常是穿我爸或者大伯的旧衣服改的，洗得发白，打着补丁。建国从小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

喂猪砍柴，手脚就没个闲的时候。卫国则可以满村子野，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

常常玩到天黑才回家，一身泥。建国初中刚毕业，伯娘就嚷嚷着家里劳力不够，让他下了学，

跟着大伯一起下地挣工分。卫国呢，

却一直被供着读到了高虽然后来连续考了两年大学都没考上，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家，

但这份殊荣，建国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那时候卫国已经结婚了，

媳妇是邻村的，长得还挺俊俏。他们有了个儿子，小名叫虎子，刚满两岁，虎头虎脑，

正是蹒跚学步、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伯娘带着虎子在院子里玩泥巴。我那年十二岁，

我妈让我去她家送几个刚摘下来的嫩南瓜。我走进院子时，伯娘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手里拿着一个黄澄澄、水灵灵的鸭梨在吃，那是她昨天赶集时特意买的，算是稀罕零嘴。

虎子蹲在她脚边，看着奶奶吃得香甜，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伸出小脏手，咿咿呀呀地要。

伯娘低头看了孙子一眼，不怎么情愿地掰了一小块，塞到他手里，

自己则继续大口地啃着那个梨，汁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

虎子三两口就把那小块梨吞了下去，又伸手要。伯娘把手里剩下的梨核举高，

不耐烦地躲开他的手，说：“没了！吃完了！”虎子不干，瘪着小嘴，

眼看金豆子就要掉下来。伯娘眼睛一瞪，声音提高了八度：“哭什么哭！再哭奶奶揍你了！

”虎子被吓住了，抽噎着，但心里委屈，转身就迈着小短腿往院子外面跑，

大概是想着去找妈妈。门槛有点高，小孩没注意，绊了一下，“噗通”一声，

结结实实摔了个嘴啃泥，额头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起了一个青紫色的大包，他愣了一秒，

随即“哇”的一声哭得撕心裂肺。伯娘赶紧扔了梨核，跑过去，不是先查看孩子摔得怎么样，

有没有伤着别处，而是抬头就看见了还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拎着南瓜的我。

她立刻像找到了罪魁祸首，指着我尖声骂起来：“死丫头！你没长眼睛啊！怎么看孩子的？

是不是你推的他？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见不得你弟弟家有好事！”我一下子懵了，

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手里的南瓜都觉得烫手：“伯娘，

我没……我没有推他……他自己跑太快摔的……”“还敢顶嘴！不是你是谁？

难不成是我这个做奶奶的推的？”她声音更加尖利，一把抱起哭闹不止的虎子，

一边胡乱拍哄着，一边继续不依不饶地骂我，“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毒！跟你妈一个德行！

将来肯定也是个祸害！”我百口莫辩，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一股屈辱感堵在喉咙口。

我把南瓜往地上一放，扭头就跑回了家，委屈得晚饭都没吃。为这事，

我妈后来气冲冲地去找伯娘理论，结果自然又是两个女人一场激烈的争吵，

几乎要把房顶掀翻，最后依旧是不欢而散，两家的关系雪上加霜。伯娘还有个毛病，

就是爱占小便宜，到了令人发指、几乎成瘾的地步。那眼睛，就像我妈说的，自带钩子，

看到什么都想往自己家划拉。那时候，交通不便，物资也相对匮乏，

经常有外乡的卖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村串乡。担子一头是箩筐，

装着针头线脑、顶针纽扣、火柴肥皂、铅笔橡皮；另一头可能是个木箱子，

装着些颜色鲜艳的糖果、动物饼干、头绳发卡、雪花膏之类稀罕些的东西。货郎一来，

孩子们最高兴，围前围后，女人们也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上去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伯娘是必到的，而且总是挤在最前面。她手里拿着东西，问东问西，价钱、质量、产地，

能磨蹭纠缠半天。有时候，趁货郎转身招呼别人，或者人多手杂的当口，

她那双看似粗糙却异常灵活的手，就会迅速而动，

把个亮晶晶的顶针、一绺红红绿绿的绣花线、几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神不知鬼不觉地揣进自己宽大的衣兜或者裤袋里。有一回，

一个专门卖头油、雪花膏和蛤蜊油的货郎来了。这些东西对于农村妇女来说，

算是比较奢侈的护肤品了。伯娘挤上去，拿起一瓶雪花膏，拧开盖子，

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嘴里还挑剔着：“这味儿不正，太香了，呛鼻子，

不如上次那个好闻。” 另一只手却像变戏法似的，

悄悄地把旁边一小盒圆圆的、贝壳状的蛤蜊油抹到了袖筒里，动作快得几乎让人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