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顶着俩黑眼圈去上班，同事小芳见了我就笑：“乃庆，你昨晚是跟旧书聊了一整夜？
脸黑得跟刚从地下室挖出来似的。”
我没心思跟她开玩笑，满脑子都是那六张照片——尤其是林秀琴那张，她衬衫领口的纽扣松了一颗，照片边缘还沾着点若有若无的槐花粉，跟我昨天在老槐树下看到的一模一样。
一到馆里，我就把那几本夹着照片的死档书锁进了自己的储物柜，钥匙串上挂着的小铜铃叮当作响，我却觉得这声音跟催命似的。
趁没人注意，我又翻出了借阅登记册，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
翻到1998年那一页时，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张建国，借阅的是《万历十五年》，借出时间是1998年9月，地址是东风里2号。
我赶紧掏出手机搜东风里，没想到这地方居然没拆迁，还保留着老平房。
我心里一阵激动，跟领导请了半天假，揣着那张张建国的照片就往东风里跑。
老胡同里全是青苔，墙根下晒着老太太的花被子，我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2号院。
院门是木头的，上面的红漆都掉光了，我敲了半天门，一个穿格子衫的中年男人开了门，戴着副黑框眼镜，看着挺斯文。
“你找谁？”
他问。
我赶紧把照片递过去：“大哥，你认识张建国吗？
这是他的照片。”
男人接过照片，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这是我爸，他都走二十五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果然没猜错。
进了屋，他给我倒了杯茶，茶杯是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边缘都磕掉了瓷。
他说他叫张明，现在在中学当老师，父亲以前是图书馆的常客，退休后天天去看书，1998年冬天突发心梗走的。
“我爸走后，我整理他遗物时，发现了个日记本。”
张明说着，从书柜里拿出一个棕色的皮本子，封面都裂了缝。
他翻开最后几页，指着一行字说：“你看这个。”
我凑过去一看，字迹有点潦草，是用圆珠笔写的：“9月15日，借《万历十五年》，遇到守夜人，他说‘书还不了也没事，留张照片当纪念’，他的手好凉，像摸了块冰。”
“守夜人？”
我心里一紧，“你爸提过这个守夜人长什么样吗？”
张明摇摇头：“没说，就说总在闭馆后看到他，穿件黑色风衣，戴个宽檐帽，不爱说话。
我以前还以为是我爸老糊涂了，图书馆哪有守夜人啊？”
从张明家出来，我拿着那个日记本，手都在抖。
原来不止林秀琴，张建国也遇到过这个守夜人，而且这守夜人还主动提过“留照片”的事——难道那些死者的照片，都是这个守夜人拍的？
我赶紧回图书馆，想找老员工问问守夜人的事。
同事老刘在馆里干了二十年，我找到他时，他正趴在桌上打盹，嘴角还流着哈喇子。
我拍醒他：“刘哥，你以前听说过图书馆有守夜人吗？
穿黑风衣，戴宽檐帽的。”
老刘揉了揉眼睛，脸色一下子变了：“你问这个干嘛？
那都是老黄历了，别瞎打听。”
我追问了半天，他才含糊地说：“我刚来的时候，听老馆长提过一嘴，说以前闭馆后总有人看到黑影在书库晃，但没人敢深究，后来就没人提了。”
“老馆长？
是不是陈爷爷？”
我想起了那个退休三十年的老馆长，以前过年我还去给他拜过年，他家就在图书馆附近的老小区。
我谢过老刘，首奔陈爷爷家。
老小区的楼梯间里堆满了杂物，我爬了五层楼，喘得不行。
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我以为他出去了，刚想走，隔壁的阿姨探出头来：“你找老陈啊？
他昨天就搬走了，说是去儿子家住，连招呼都没打，搬家公司的车拉了满满一车东西。”
我愣住了，昨天我刚发现张建国的日记，今天陈爷爷就搬走了——这也太巧了吧？
我赶紧给陈爷爷打电话，结果提示“您拨打的号码己停机”。
我站在楼道里，看着紧闭的房门，心里一阵发毛：难道陈爷爷知道什么，怕我追问才跑的？
回到图书馆，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着那个日记本。
张建国还在日记里写过，守夜人总在钟楼下面待着，好像在听钟声。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发现林秀琴照片时，钟楼的时间是14:03，跟她的死亡时间一模一样——难道这个守夜人，能知道人的死亡时间？
正想着，手机响了，是小芳打来的：“乃庆，你赶紧回来！
你储物柜被撬了！”
我心里一沉，挂了电话就往馆里跑。
到了办公室，储物柜的门开着，里面的几本死档书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格子。
小芳站在旁边，脸都白了：“我刚才过来拿东西，就看到门开着，赶紧给你打电话了。”
我蹲在地上，看着储物柜上的撬痕，心里一阵发凉。
是谁偷了书？
难道是那个守夜人？
他知道我在查他，所以先动手了？
我突然想起张明说的话——守夜人的手像冰一样凉。
我摸了摸自己的手背，突然想起三年前的一件事：那天我借了本1979年版的《天文学概论》，闭馆后遇到一个穿黑风衣的人，他帮我登记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手背，当时我还嘀咕怎么这么凉，现在想起来，那就是守夜人！
而那本《天文学概论》，我到现在都没还——它也成了一本“未归还的旧书”。
我赶紧跑到书库，找那本《天文学概论》，可翻遍了所有架子，都没找到。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下一个被拍照片的，会不会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