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天津,雪下得比往年都早。
站在“陈记堂”的柜台后,手指冻得发僵,却死死攥着那张盖着红印的纸。
是日军“华北药业株式会社”的通牒。
白纸黑字,像淬了毒的刀,扎得我眼睛疼。
“三天。”
送信的日本兵走时,用靴尖碾着门槛上的积雪,语气里满是不屑。
“三天内不签合作协议,陈记堂封门,你爹陈守义,送东北劳工营。”
他说“劳工营”三个字时,嘴角勾着笑,那笑里的残忍,我隔着柜台都能闻见。
门“吱呀”一声被风吹开。
老伙计王福端着的药碗晃了晃,褐色的药汁洒在青石板上,冒着的热气瞬间被寒风卷没。
“少东家,不能签啊!”
他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手背上的青筋绷得像要断。
“这字一签,咱们就是汉奸!
你爷爷当年跟鬼子拼命才保住的陈记堂,不能毁在你手里!”
我没说话,转头看向墙上的牌匾。
“济世救人”西个黑字,是祖父当年亲手写的,木框上还留着弹痕——那是庚子年跟八国联军拼命时,子弹擦过留下的印子。
牌匾下方,摆着半箱止血散,纸包上的“陈记堂”红印己经褪色。
这是药铺仅剩的存货,昨天给城西受伤的百姓送了最后一包,现在连给爹治伤的药,都凑不齐了。
“外面都在说啥?”
我听见王福的声音发颤。
他不用明说,我也知道街坊邻居在议论什么。
刚才我去后院劈柴,隔着墙听见张婶跟李叔说:“陈家要当卖国贼了,以后陈记堂的药,咱们可不能再买。”
还有人往药铺门口扔烂菜叶,绿油油的叶子粘在门槛上,被雪水一泡,散发出酸臭味。
我走到柜台前,蹲下身。
手指在柜台底下摸索,摸到一张粗糙的纸。
是半张被撕碎的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一个“当归”。
字迹很娟秀,不像是男人写的。
我攥紧纸条,指腹蹭过纸面,心里犯嘀咕——这纸条是谁放的?
“当归”是药材,可这时候出现,总不会是巧合。
“少东家,你倒是说句话啊!”
王福急得首跺脚,药碗里剩下的药汁都凉透了。
“要么咱们跑吧,去乡下躲躲,总比当汉奸强!”
“跑?”
我抬起头,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喉咙发紧。
“往哪跑?
爹还在鬼子手里,我跑了,他怎么办?”
再说,天津城被鬼子围得像铁桶,城门处全是岗哨,就算能跑,带着王福这个半大老头,也跑不出二里地。
我把通牒折起来,塞进怀里。
胸口贴着那纸,冰凉的触感透过棉袄渗进来,像一块冰。
“我去特高课见佐藤雪子。”
我说这话时,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
“至少要见爹一面,看看他怎么样了,再做打算。”
王福愣了愣,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少东家,你不能去!
佐藤那女人心狠手辣,去了就是羊入虎口!”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他的手冰凉,还在发抖。
“王叔,我知道危险。”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落在柜台后的药柜上。
那些抽屉里,曾经装满了当归、黄芪、止血草,现在只剩下空荡荡的木格子,像一张张大嘴,等着吞噬什么。
当晚,我把药铺的门插好。
在里屋翻出一个木盒子,打开,里面放着一张照片。
是爹抱着我女儿念念的照片,那时候念念才三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可惜,念念五岁那年得了天花,没保住。
照片上的爹,头发还没这么白,眼神里满是温柔。
我用袖子轻轻擦着照片上的灰,眼泪突然掉下来。
砸在照片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爹,念念。”
我对着照片轻声说。
“我不会让你们受辱的。”
“就算我得当这个‘汉奸’,也得先把爹救出来。”
“陈记堂不能毁,咱们陈家的骨气,也不能丢。”
我把照片放回盒子里,锁好。
又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半张“当归”纸条,放在灯底下照了照。
纸是普通的草纸,上面除了“当归”两个字,没别的痕迹。
可我总觉得,这纸条背后,藏着什么机会。
或许,是能救爹、救陈记堂的机会。
窗外的雪还在下,簌簌地响。
药铺外传来鬼子巡逻队的脚步声,皮靴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像咬在心上。
我攥紧纸条,走到药柜前,打开装当归的抽屉。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层薄灰。
我对着抽屉,在心里默念:“当归,当归。”
“要是真能有机会,让爹平安回来,让鬼子滚出天津,就算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吹灭油灯,屋里瞬间陷入黑暗。
只有窗外的雪光,透过窗纸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靠在药柜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通牒上的字,爹的脸,还有街坊邻居骂“汉奸”的声音。
我知道,从明天起,我的日子,就要掉进地狱了。
可我不能怕。
为了爹,为了陈记堂,为了念念,我就算是爬,也要从地狱里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