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午后，总是带着一种慵懒的金色。
我坐在书房临窗的软椅上，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摊开的旧相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指尖拂过一张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两个梳着垂髫的孩童，并肩站在一棵老槐树下。
男孩眉眼英挺，嘴角带着一丝超越年龄的沉稳，正低头看着身边的小女孩。
而那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女孩，眼神清澈，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那是年幼的我，莫言雪。
站在我身边的，是亓长霁。
时光像这窗外的塞纳河水，静静流淌，带走了太多东西，却将某些身影，某些瞬间，冲刷得愈发清晰。
这本回忆录，我想写给自己，也写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烽火与玫瑰交织的年代。
光影仿佛在照片上流动起来，将巴黎的午后悄然置换。
那背景不再是简单的老槐树，而是上海法租界一栋褪了色的老洋房弧形的门廊台阶。
空气里的咖啡香，也变作了老房子里特有的味道——经年书籍的沉香、打蜡地板的微呛、午后被阳光晒暖的厚重丝绒窗帘的气息，以及庭院里母亲精心照料的玫瑰混着晚香玉的甜香，丝丝缕缕，从长窗飘进来。
那栋三层高的、带着巴洛克式繁复雕花和宽敞内阳台的老洋房，是我和亓长霁共同的巢，也是我们最初的堡垒。
它像一艘巨大的、搁浅在时代洪流里的旧船，承载着两个家族的悲欢，也密封了我们所有青梅竹马的时光。
我家占了二楼东侧的大半，长霁家则住在西侧。
一条铺着暗红色波斯地毯的幽长走廊连接起两边，那地毯的绒很厚，踩上去悄无声息，成了我们童年追逐玩闹、夜里偷偷传递消息的最佳掩护。
走廊尽头是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每到下午三西点钟，西晒的阳光穿透红蓝黄绿的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梦幻迷离的光块，我和长霁常常就坐在那一片光影里，分享一块从厨房偷拿出来的奶油蛋糕，或者安静地看同一本童话书。
我的房间窗户对着前院，能看到铁艺大门和那棵巨大的广玉兰。
而长霁的房间窗戶对着后院，有一棵年岁更久的银杏树，秋天时满树金黄，叶子落下来，能铺满整个草坪。
我们发明了一套敲墙的暗号，晚上睡不着时，或者白天被大人关了禁闭时，就用指节在分隔我们房间的那堵墙上叩出只有彼此才懂的音节。
那堵墙，仿佛不是隔阂，而是我们之间一条秘密的通道。
洋房里的日子是悠长而精致的。
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佣轻手轻脚地踩着楼梯上下；留声机里周璇的嗓音咿咿呀呀，唱着《夜上海》的繁华与哀愁；父亲会在他的书房里会客，雪茄的烟雾混合着严肃的谈话声袅袅传出；母亲则在起居室里插花、熨烫衣裳，偶尔督促我的功课。
长霁是这栋房子里除我之外唯一的孩子。
他比我大两岁，自然而然地扮演起保护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他会在我被复杂的钢琴指法气哭时，偷偷塞给我一颗话梅糖；会在我好奇想爬上吱呀作响的阁楼探险时，抢先一步上去，确认没有老鼠或蜘蛛才让我跟上；也会在夏夜的阳台上，指着星空，告诉我哪个是北斗七星，哪个是牛郎织女。
他的沉稳，像这栋老洋房结实的墙壁，给我一种莫名的心安。
但这份安宁如同琉璃，美丽而易碎。
战争的阴影如同黄梅天的潮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
父亲书房里的谈话声越来越低，时间越来越长，烟灰缸里的烟蒂堆积如山。
送来的报纸标题越来越骇人。
母亲脸上的笑容少了，她开始悄悄收拾一些细软，把父亲的一些书信和文件藏进卧室保险箱的暗格里。
连我们孩子都感受到了。
街上的流民多了，夜里有时会听到尖锐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又呼啸着远去，搅得人心惶惶。
我们不再被允许单独跑出铁门去很远的地方玩。
连那敲墙的暗号，内容也渐渐变了，不再是无聊的玩耍邀请，有时是警惕的“有陌生车子来了”，有时是担忧的“你听到刚才的声音了吗？”。
老洋房依旧矗立着，红砖墙爬满了常春藤，玫瑰依旧在庭院里热烈绽放，但它内部的气息己经改变了。
它从一座无忧无虑的乐园，渐渐变成了一座看似精美、却充满无形压力的孤岛。
而我们，我和长霁，是这座孤岛上仅有的两个能完全读懂彼此眼神的同伴。
烽火终将燃及这片“孤岛”。
当第一声防空警报撕裂上海的夜空，巨大的爆炸声震动得老洋房的水晶吊灯疯狂摇曳作响时，是长霁第一个冲过那条暗红色走廊，用力拍打我的房门，在一片黑暗和混乱中紧紧抓住我的手，拉着我奔向楼下父亲早己备好的避难室。
他的手掌一如既往地有力，甚至因为紧张而更用力了些，勒得我指骨发痛，但那疼痛却奇异地带来了唯一的真实感和依靠。
窗外塞纳河的柔波，永远无法冲刷掉记忆里黄浦江倒映出的冲天火光，以及那栋在烽火边缘颤栗、最终将我们抛入流离命运的老洋房。
它的每一寸光影，每一丝气息，都早己镌刻入骨。
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必须从那里，从那栋老洋房开始诉说。
